学术出版界该如如何抵制不严谨的科学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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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界该如如何抵制不严谨的科学

我们正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方法与诚信教授 Lex Bouter 对话。上回 Bouter教授向我们介绍了荷兰研究诚信研究所 (Netherlands Research Integrity Institute, NRIN),并强调了科研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科研诚信。Bouter 教授分享了一些个人观点,并谈到了不可重复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他分析了学术出版中每个利益相关者(科学家、期刊、出版商、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可以做什么来对抗不严谨科学,算是本采访的高能部分。

更多作者信息:Lex Bouter 教授在职业上非常突出,身兼学者、老师、科研诚信专家数职。他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400 名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之一。曾担任教授、博导和校长职务;在多家学术、科学组织担任高级职务;单独和联合发表过近 700 份作品。组织并共同主持了 2017 年阿姆斯特丹第五届世界研究诚信会议,同时出任世界研究诚信基金会主席。

您对有问题的研究操作 (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 QRP) 进行的调查性研究听起来很有趣,尤其是该研究调查了受访者对 QRP 的看法。样本选择也很有趣——您选择了国际科研诚信会议的与会人员。能多谈谈您这个研究吗?

我们在该调查中分别让受访者估算了 60 种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频率,有严重的也有轻微的。同时还调查了每种不端行为对实验效度的影响。随后,我们结合调查数据给这些操作排名,前五位如下:

  1. 对初级研究员研究新手监督或指导不足
  2. 没有充分分析研究缺陷和局限性
  3. 对研究过程的记录不足
  4. 对他人破坏科研诚信的行为视而不见
  5. 忽视质量保证的基本原则

令人惊讶的是,科研诚信的三种典型“重大不端行为”在这 60 项中排名靠后。捏造和篡改数据对研究效度影响很大,但普遍性很低;抄袭虽然很常见,但对效度影响并不大。

目前我们正在对阿姆斯特丹所有活跃的科学家重复这项调查,收集非科研诚信专家的观点。巨大的样本体量也有助于我们研究不同学科和学术队伍之间的差异。

假设不可重复性和实验信度缺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两个首要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确实,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通常在 10%  40% 之间,这一点在近年来越发明显。这一“复制危机”对学术界内外的许多人来说都很震撼。原因可能很多,目前还有没详实的调查或说明。选择性报道很可能是造成当前可重复性较低的一个原因。研究结果显著的论文更容易被高影响力的期刊接受,将被更频繁地引用,经常得到媒体的大量关注。所有这些对科学家的职业前景都是有利的。不显著的研究结果很不受欢迎,所以通常根本不会有人报道,我们称之为发表或报道偏见。这种偏见会让某些研究数据过分被曝光,误导研究的影响力。尤其是某些随机性高的小型研究,结果显著都是靠运气的。此外,研究人员受不住让研究结果更好看的诱惑,不惜用一些有待推敲的手法,或更不堪的操作,进一步扭曲了公开记录。

由此产生的低可重复性研究是种资源浪费,还在科学文献中留下错误的引导。为了虚伪的显著结果而在研究中用人或动物做样本,不管最终是否发表都是不道德的。从理论上讲,解决方案很简单,只要公布所有研究结果,并确保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这意味着所有步骤都可以被检查和重构。研究需要预先登记,并在数据收集之前将完整的协议上传到存储库中。同样,还需要上传数据分析计划、建模方法、数据集和完整结果。上传后可以修改,但要留下痕迹,方便用户前后对比,找出数据变化诱因。理想情况下,这些透明度要素应被公开,但在很多情况下公开访问会受时间、完整度的限制。这并不违背完全透明的原则:即使是高度保密的国防研究,在必要时也应该由受保密约束的调查委员会进行全面检查。

这些建议很靠谱!Bouter 教授。您在 NRIN博文中提到“我们首先要对抗不严谨的科学和研究文化中潜在的不正当激励、缺陷”。学术出版的每个利益相关者该怎么做呢?

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科学家自己。他们的行为导致了科研道德越界和不严谨的科学。他们不仅要为自己的研究负责,也要督促同事遵守科研道德,尤其是自己带的博士生和其他学生。当然,科学家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他们所在环境的驱使。本土的研究环境和整个科学系统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遗憾的是,其中存在一些不正当的激励措施。赋予科学家权力并优化激励机制是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他们应该共同实现这个目标,让不端行为难以生存。

研究机构在这方面有一系列的职责。他们应该提供适当的培训、良好的设施、一个用于保护研究质量的健全系统(规范、指导方针、审计等)、优秀的导师,并且设置公平的处理违反科研诚信的流程。此外,研究机构应该培养一种研究氛围,鼓励免责举报,建设性地讨论科学家面临的日常困境。最后,研究机构必须为其科研人员建立一套公平而均衡的招聘和晋升标准;这些标准不应传达“只有高影响力的出版物和引用参数(如 h 指数)才重要”这种信息。

基金单位应该要求研究机构履行上述职责,研究应依照提案以完全透明的方式进行。基金单位有提要求的资本,申请人往往会因为基金而作出妥协。越来越多的资助机构通过有效行使权力来加强研究的质量和完整性。

科学期刊及其出版商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应尽可能多地采用“透明度和开放促进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romotion, TOP) 准则”。期刊还应公平、充分地处理科研诚信问题,并优先遵循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 提供的指南。为了防止选择性报道,期刊不应受研究结果的影响,而应根据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方法的正确性来决定是否发表,可以借用注册报告的格式。最后,期刊必须让出版过程更加透明,对研究的记录存档更完整。在数字时代,作者无需再为页数限制而苦恼。有希望的发展趋势包括预印本、开放同行评审和发表后同行评审。现在预测方向还为时过早,但 PubPeer 的颠覆性创新以及像 PeerJ F1000research 等期刊采用的的新颖方法都非常有趣。

如果您可以在另一个国家成立 NRIN 团队来支持科学研究、可持续出版以及研究和出版领域其他有意义的事,您会选择哪个国家?为什么?

我没有在其他国家科隆一个 NRIN 的野心。但肯定鼓励海外的同业考虑在他们的国家或洲建立一个科研诚信网络 (Research Integrity Network, RIN)。我们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分享荷兰的经验提供网站的内容给大家借鉴。但也没有必要复制,毕竟增加当地特色很重要。我们知道欧洲、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同业正在考虑启动 RIN。当然,一部分类似的网络和网站已经存在,例如亚太地区科研诚信 ( Asian Pacific Research Integrity, APRI) 网络、欧洲科研诚信办公室网络 (European Network of Research Integrity Offices, ENRIO) 伦理协作在线资源环境 (Ethics Collaborative Online Resource Environment, EthicsCORE)

很难说哪个国家或哪个洲最需要 RIN,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科研诚信的地区差异。但最近的一些证据表明,中低收入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以科研数量的增长情况来看,中国和印度最有可能启动 RIN。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第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将于 2019 6 2 日至 5 日在香港举办。

本次采访就到这里,感谢 Bouter 教授分享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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